毛泽东在与达赖谈及山东民改时再也重申无法性急

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状态,统治特征基本上表现为“政教合一”,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构成农奴主统治集团,利用政权维护神权,利用神权强化政权,这一专政特点构成了农奴主阶级对农奴的特殊统治形式;西藏的农奴和奴隶灾难深重,生存维艰,整个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状态,统治特征基本上表现为“政教合一”,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构成农奴主统治集团,利用政权维护神权,利用神权强化政权,这一专政特点构成了农奴主阶级对农奴的特殊统治形式;西藏的农奴和奴隶灾难深重,生存维艰,整个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清末以降,在内忧外患迫压之下,中国政府推行变革,以图改善内忧外患之困。在西藏,联豫和张荫棠进行的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均未能根本性解决西藏社会发展困境。不同于中国历代治藏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带领广大西藏被压迫人民,对西藏旧有社会制度实施民主改革,继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西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创西藏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本文以民族与宗教为视阈,分析毛泽东治理西藏的思想韬略及其历史性贡献。这对我们今天治藏兴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西藏工作实行“慎重稳进”方针,抓好民族与宗教两件事

毛泽东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藏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早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1951年5月在接见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时明确提出了“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也有过同样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对少数民族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为强调“慎重稳进”,邓小平提出了“宁慢勿急”的民族地区工作指导思想,他指出,在民族地区工作,不要怕患“慢性病”,患“慢性病”不会犯错误。但又强调,慎重稳进决不是可以躺起来睡大觉,不做工作,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是对慎重稳进理解偏了。可见,毛泽东、邓小平等提出的“慎重稳进”,是要稳步地去做工作,摸准情况后再前进。

“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在新中国的西藏工作初期阶段得到了很好地贯彻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西藏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于1950年1月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强调实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毛泽东强调“慎重稳进”,还表现在极其重视贵族、大喇嘛等原上层人士对变革的主体自觉、主观自愿和自决上,而不是外力强迫推动。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指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1954年3月23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讲到,“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1954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与达赖谈及西藏民主改革时再次强调不能性急,性急反倒慢,不性急反倒会快。毛泽东指出,“西藏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才能进行。”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时谈到,“改革要你们下决心,你们不干,我们是不干的。贵族、喇嘛赞成了才干,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

鉴于西藏邻近省藏区开始或准备改革,西藏工委也迫切在昌都和日喀则试点民主改革,毛泽东和中央考虑到西藏当时的社会形势,于1956年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即西藏地方至少在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再次强调“六年不改”的决定,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中央的“六年不改”决定,是贯彻“慎重稳进”方针的体现,及时消除了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急躁倾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藏工作初期阶段,最大限度地贯彻“慎重稳进”工作方针,一方面,汲取历代治藏者的失败教训。比如,清末,凤全赴任川西藏区,在未摸准藏区情况下便“雷厉风行”,最终导致“凤全事件”惨剧,赵尔丰虽熟悉川西藏区情况,但从速从快地以“武力治康”,最终落得人亡政息的悲剧。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初期阶段采取“慎重稳进”方针,是明智的,先求安定团结,在平稳中求发展,不能性急,大凡西藏变革之事,如《十七条协议》所说“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当然,协商并非绝对放弃武力。进军西藏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邓小平也说过,“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充分考虑到民族与宗教问题。西藏情况复杂,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突出。就民族关系而言,邓小平曾说,“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究其原因,西藏不仅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而且历史上曾遭受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不仅存在汉藏民族间的不团结,也存在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民族关系矛盾交织。同时,西藏有许多一般内地汉族地区少有的宗教信仰传统问题,藏传佛教在藏民族中历史悠久,深入影响人们文化传统,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地位。正是考虑到旧西藏错综复杂的民族与宗教传统关系,毛泽东要求参与西藏工作的同志,“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慎重稳进”方针,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既得利益,根本反对变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错误地把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忍让看作是软弱可欺。1959年3月10日,在国外反华势力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妄图“西藏独立”。鉴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走上叛国道路,1959年3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中央提出“边平叛边改革”方针,带领西藏人民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改造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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