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是中中原人民共和国的宗教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通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全国。帝王不需要提倡什么新的观念,只需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即可。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视为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清朝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分子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探触到当下传统史学作用的衰微。我们先要了解,清朝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乾隆四十一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能无疑很高。清军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饶宗颐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系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现实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他们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作者系香港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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