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中黄炎子孙民共和国书系

主编“散文中国书系”二十二卷,“原生态散文丛书”十卷。杨献平散文写作的版图,早有评论家进行了划分:以巴丹吉林沙漠为背景的边地题材写作,以南太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村散文写作和以古典神话、民间传说及西南地区的人文风景为主题的书写尝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常年游离于原乡之外的人,终于放下对故土的偏见,就像当年不驯的儿子跟父亲握手言和那般,杨献平在《生死故乡》中直面自己,直面乡土,没有藏掖,也没有伪饰,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杨献平:散文是距离生活现场最近的一种文体晨报:你选择既非纪实、非虚构这种方式,是这单个文本叙述的需要还是写作方式的转向突破?杨献平:关于散文,所有的“标准”都是可疑的。

散文;杨献平;写作;太行;生死故乡;晨报;语言;乡村;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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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
河北沙河人,1970年代生,现居成都,文学期刊编辑。已出版著作有《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沙漠之书》等十多部。主编“散文中国书系”二十二卷,“原生态散文丛书”十卷。作品多次获散文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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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杨献平是一个不断在大地上行走的人,如果只是他的鸭舌帽、户外装和相机,那他跟一个猎奇观光的驴友没有区别。他还有一支记录的笔,这让他的行走具备了几多庄重意味。“每天,在尘土中来去,受伤之兽一样掩面行走,在蓝天阳光下,羊只一样温驯。这些年间,我彻底变了一个模样,再不是南太行乡村的那个没长胡子的小伙子了,外表的粗砺和内在的柔软,情感的脆弱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乃至梦想的轻盈和现实的羁绊,自由与规矩的冲突,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是杨献平的夫子自道。

在长篇散文《生死故乡》出版后,杨献平去了西藏。

杨献平散文写作的版图,早有评论家进行了划分:以巴丹吉林沙漠为背景的边地题材写作,以南太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村散文写作和以古典神话、民间传说及西南地区的人文风景为主题的书写尝试。《生死故乡》就属于南太行的民间叙事。

在书的楔子中,杨献平开宗明义廓清了南太行的地理格局,即太行山在湖北南部、山西东部及河南北部的地域。而在散文的行文中,南太行更像是作者营构的一个文化领地,当地的历史风物、人文习俗、乡村序统,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打开,以点带面。杨献平早年写诗,但转向散文后开始有意识地抵制诗意的泛滥,尤其在《生死故乡》的写作中,他再一次拒绝诗化乡土,唯有叙事,可以更加真诚地触摸大地的面目。男女偷腥,婚丧嫁娶,妯娌互斗,这些耳闻目睹的细节,其实是乡村最初的温度。

有理由相信,写作者手里往往握有比常人更为优裕的话语权,至少在言说自我这一层面上比别人多了一个筹码。常见的现象是,脱离乡村的人要么对自己的乡土身世讳莫如深,反之则重复确证自己的农民血缘,两者看起来都不够坦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常年游离于原乡之外的人,终于放下对故土的偏见,就像当年不驯的儿子跟父亲握手言和那般,杨献平在《生死故乡》中直面自己,直面乡土,没有藏掖,也没有伪饰,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

杨献平:散文是距离生活现场最近的一种文体

晨报:你选择既非纪实、非虚构这种方式,是这单个文本叙述的需要还是写作方式的转向突破?会刻意把持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吗?

杨献平:好的散文应当是混沌的。散文不应当只是针尖上的舞蹈,而是大海中的船桨;也不该是沙漠中一棵沙枣树或绿洲,而是亿万沙粒与天空、远处的堆积与呼应。这一个理念或者主张,大致萌生于2010年。在反省自己多年的散文写作时候,我忽然觉得抒情及其配套的诗意语言、温暖事物和热烈情怀,看起来可以增强文本某种美感和诗意,但它们对散文本身的破坏力也很大。过分强调艺术提纯,往往把人事万物自身所具备的那些最震撼人心的东西一并去除了。散文和小说之间的边界本来就模糊。刻意的、强行的分类实际上就是桎梏和牢笼。在写这本书时,我没有考虑要把它写成什么,只是想怎么写才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我笔下的那些人物觉得更“舒适”,更“精确”地找到他们的“出演”方式。

晨报:这是一个长篇散文,围着人写,个体的命运又与他人盘根错节。让人想到《史记》笔法。你如何看?

杨献平:这本书确实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在写文章这件事情上,我从没有狂热地喜欢过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条文学道路前辈大师都走过了,任何花样也都玩得比现在人高超。但《史记》是个例外。写作者要找到与自己最切合的那种书写。我想以地域为基本依托,个案式地呈现一方人群中不同人的奇诡命运和现实遭际,同时也把一方地域持之千年的文化和精神传统汁味十足地融进去、溢出来。我也想借此展现表面光灿夺目的大时代背景下,那些卑微个人的真实命运行状,以及他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

晨报:本书楔子中你提到“他者”视角,其优越性在哪里?

杨献平:视角也决定内容。这本书中的地域及人,都是我熟悉的。熟悉的人事物往往会在书写中导致一些偏颇。再添加一个“他者”不仅可以增强“观察者”的新鲜感,还可以跳出某种惯常束缚,以“旁观者”进行观察,用“局外人”发言。这样,似乎比单一性的“我”叙述起来要“方便”和“丰饶”一些吧。

晨报:在这部书中,你用了一种更为粗砺的、俚俗的、简约的语言风格。要么你完全浸入乡村的语境,要么这些表达在你内心早已完成,现在只是重新落到纸上?

杨献平:多种语言能力是基本功,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各有语言特质。若是以文绉绉地语言去叙述原本就那样生活,那样表达,根本不知道文章为何物,也从不读书甚至不识字的农民,效果滑稽不说,关键是和所书写对象不贴,两张皮,始终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力量与感染力。另外,我也想尝试一下,能不能使得朴素的语言更生动有力,更具有修辞艺术与粗粝之美。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向方言和民间话语方式致敬的意味。书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于我来说都是烂熟于心的。写这本书,我只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再多加了一些必要的矛盾冲突,使用了一些必要的“方法”而已。

晨报:如此集中又细碎地呈现故乡,植入了你怎样的体验?是否与人到中年有关?

杨献平:男人是有根的。随着年龄,“根”忽然就在肉身和灵魂中突兀了起来。尤其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空茫情绪和归宿感。“故乡”是一个太过文气的说法。我觉得,故乡就是一个人奇迹般出现、被孕育尔后降生,进而参与人类活动的起始之地,也就是生身之人生活与埋身的那块小地方。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飘移在外的人来说,“母地”始终是心中放不下,灵魂中最频繁的“疼痛与抚摸”,“回到与远离。”随着年龄增长,这一种“动作”会越来越剧烈和顽强。

晨报:除了写作,你也是文学期刊编辑。请简要说说你眼中好散文的标准?

杨献平:关于散文,所有的“标准”都是可疑的。我主要看重三点,一个是气象。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二是境界。凡世间事,尽可入文,关键是看成文之后的那种“效果”,是不是确实给人以遭遇“突袭”的感受与心理上的触动,精神的影响。三是自由。散文是最不讲理的文体,其自由体现在思想层面的新鲜、发现的独到敏锐、形式的灵活和创新性的叙述策略等。我眼中的好散文就像得道成仙的圣者,既能沉潜大地,又能掠地飞行。让人觉得是散文的,可能不是好散文。但散文始终与大地众生、人间烟火、内心幽微、精神境遇密不可分。散文是距离生活现场最近的一种文体。是“此时我在”的一种铭记和展现,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观察、发现,艺术画像与精神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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