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ice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Study Trend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1920s’ “Guoxue”

作者简介:贺昌盛,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159期

内容提要: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运动及清华研究院的成立,初步确立了这个时期“国学”研究在“科学”与“人文”两种向度上共存并进的学术格局,而这两种取向的选择背后其实透露的是“杜威/胡适”与“白璧德/《学衡》派”之间的思想差异。在唯科学主义的弊端日趋明显的情形下,如何寻回中国文化自身的“人文”传统,吴宓等《学衡》一派的学人借助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启发所展开的诸多思考,也许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In 1920s,the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Past” move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Tsinghua research institute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scholarly
setup of “Guoxue”(国学,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in this
time,that “science” and “humanity” can coexistence in perfect
harmony,this choice showed the thinking difference between “Dewey/Hu
Shi” and “Babbitt/Critical Review”.Under such circumstance as dominant
Scientism’s abuses gradually appeared,how to bring back the “humanity”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e,many thoughts of Wu Mi and his Critical
Review companion,which with the help of Babbitt’s New Humanity,maybe
still have important value.

关键词:国学/科学/人文《学衡》/吴宓/Guoxue/science/Humanity/Critical
Review/Wu Mi

“国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国学”这一命名出现于晚清时代,确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作为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学术”,“国学”与晚清以前的“旧学”“古学”“儒学”“经学”“君学”,以及“汉学/宋学”等传统所固有的学术称谓相较,其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一种较为宽泛的纵向历史维度看,“国学”研究实际上曾历经过章“国粹”、北京大学“国学门”及清华研究院、无锡“国专”及海外“新儒家”这样四个主要的演化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位是有其潜在的差别的。当然,如果没有不同阶段的那些前辈学人的持续探讨,被我们视为“民族学术”的“国学”事实上也是无法真正被确立起来的。

一、1920年代的“国学”研究境遇

“国学”一语自章太炎和刘师培首倡,经由黄节、邓实等人所主持的《国粹学报》的张大,最终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早期那些力倡“国学”的学人们,对于“国学”这一范畴的定位其实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造成后世出现多重向度纷争的核心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学”初萌时期的多向度探索也为后世学人的深化与拓展埋下了宝贵的种子。比如,早期“国学”中“民族”意识的获得虽然主要是针对满清而来,但这种“族群认同意识”的建立,却为后世“东/西”学术思想的分界(或者说与西方的“Sinology”的自觉对应)奠定了基础;此外,早期“国学”研究中对于先秦“诸子学”的复活及对佛学的引入,既打破了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后世在接纳西式学术体制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形态的学科规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国粹”时期的“国学”虽然视一切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为“粹”,但与科举时代日趋狭隘的“君学”“经学”及“理学”相比,在思想导向与学术界域等方面已经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了。

“国学”真正得以确立当归功于蔡元培、胡适等人对于“西学”的借镜。1923年,由胡适等人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并有《国学季刊》创刊,国学研究开始以科学的名义转向对于中国既有国故的全面整理。其整理研究的利器则是胡适所强调的以“科学”为前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事实上,在北大“国学门”成立之前,以“国学”之名组织起来的各式讲堂学馆都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数量,除了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的国学讲习会以外,其他比较知名的还有章门弟子马裕藻发起的杭州国学会、廖平和宋育仁等主持的成都国学馆、陈尔锡与吕学沅等组织的国学扶危社、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以及南社同人的国学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从总体上看,这类名目繁多的“国学”研究大都并没有突破以“小学”为方法、以“经学”为根基、间以诸子学为辅助的传统学术的一般架构;偶有对西学持开明态度者,其对西式的治学精神也多半不甚了然。也许正是因为这类研究仍带有明显的旧学痕迹,而新一代的学人又正急切地希望彻底摆脱旧学的暮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由胡适、顾颉刚等人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运动甫一出现即应者云集,一时之间成为中国学界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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